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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国著名教育家、南开学校校长张伯苓和京剧大师、袁世海的老师花脸郝派艺术创始人郝寿臣友情甚笃。一位教育家、一位艺术家，他们的友情是怎样建立的呢？

原来，郝寿臣弟兄三人，兄郝寿山、弟郝铭。郝铭曾在冯玉祥军中充录事，后来弃戎从教，任北京汇文小学校长，后到天津任培才小学校长。郝铭久慕张先生大名，并由衷钦佩南开学校的治校方针，于是培才的教学及其他各方面工作，皆以南开为楷模，张校长对郝铭也给予热情的指导和帮助，由此，郝、张两家得以相识，在交往中，张先生和郝寿臣越走越近，终成契友。后来郝寿臣的儿子郝德元自辅仁大学毕业后也来天津工作，任培才小学教务主任，张校长又对德元的工作给予支持和指导，对此，郝先生十分感激。

张校长对京剧十分喜爱，对梅兰芳、郝寿臣的舞台艺术尤为推崇，但他在天津绝少看戏，唯恐给南开师生造成一种印象：校长是否常出入舞台歌榭？今天看来张先生的这种想法或许有胶柱鼓瑟之嫌，其实，张先生作为教育界的一面旗帜，他所想的是时时处处要为人师表，哪怕是生活中的一些细枝末节也要格外注意，这正是作为真正教育家责任意识的体现。

郝先生每次到津演出总要拜访张校长。有一次他和弟弟郝铭来到南开，伯苓先生陪着郝氏昆仲参观了南开的大、中、小、女中各处。郝先生对张校长身兼数职而只领一份工资的清廉作风十分钦佩。张校长在天津虽很少看戏，但到北京办事，若赶上郝先生演出，必定抽暇前去观摩，或去郝宅看望，或在饭庄小聚。而聚餐时，必有几位陪客，一位是张伯苓的学生、南开学堂第一届毕业生、曾任清华大学校长的天津名门梅氏后裔梅贻琦，一位是中华书局总经理周岐山，另有南开大学秘书长、进步人士伉乃如和南开校董、津门名人严慈瀹。

大约在上世纪30年代，在一次聚餐中，郝先生说：“最近我想排一出新戏《荆轲传》。”在近代花脸行当中，郝先生是推出花脸新戏最早、最多的一位名家，其所上演的花脸剧目，他人难以相比。对此，在座诸公是非常清楚的。张校长听罢极表赞成，因当时日本军国主义亡我之心国人皆知，乃说：“就目前形势来说，这出戏在唤起民众，反抗侵略方面很有现实意义。”因张先生一直重视戏剧的教育作用，并在南开学校大力提倡。当年，周总理、曹禺等校友都是投身新剧的风云人物。因此对郝此举首先表了态。严慈瀹接着说：“我家存有梁启超写的《易水歌》，词、谱双全，您用得上吗？”张校长忙说：“任公（启超之号）先生的手笔我们是知道的，把它用在戏里定会增色不少。”郝先生当然大喜过望，点头称善。严先生说：“我回天津后，马上给您寄来。”后来，这段《易水歌》被安排在《荆轲传》一剧中第七场“易水饯别”一折里，收到异常强烈的演出效果。

张、郝二位的交往有一个共同的思想基础：爱国、敬业。

说起来，张、郝二位还是同道之人，郝先生也是一位教育家——戏曲教育家。

原来，郝先生在旧社会刚过五十岁，因感于社会黑暗、从艺艰难就息影梨园了。解放后他焕发了极大的政治热情，重新投入到戏曲事业，担任了北京市戏曲学校（前身为艺培戏校）首任校长，他把全身心投入到戏校中，不但抓全校工作，还亲自上课，从无间歇，历时十年，直到去世。为新中国培养了众多的京剧人才。

今年恰逢张先生逝世六十周年（逝于1951年年初），郝先生逝世五十周年（逝于1961年11月）。我们怀念二位前辈，要以他们为祖国教育和文化事业做出的杰出贡献为榜样，在新的历史时期，坚决响应党中央的号召，为伟大祖国的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承担起我们应负的责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