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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81年4月27日，侯宝林先生来津，在民族文化宫开讲《我的艺术生活》。这天是星期一，我接到请柬提前来到会场，坐在前排。

上世纪50年代，我就听过他的相声。我就读的北京第二实验小学离西单很近，当时西单商场有一个曲艺社，很多相声演员在这里表演，计时收费，15分钟5分钱。我们专门等侯宝林出场。后来在60年代初大学时期，学校周末组织文艺晚会，侯宝林多次表演，为大学生带来笑声。“文化大革命”中，我听到很多关于批斗侯宝林的逸事。

1981年，侯宝林先生已经64岁，近三个小时的讲座发人深省。侯宝林先生身着灰色中山装，在热烈掌声中站在讲台前，第一句话就语出惊人。

侯宝林清晰地说道：“我是天津人！回到家乡非常高兴。”会场上传出惊讶和议论的声音，我一直以为侯宝林的北京人呢。他接着解释道：“为什么我说我是天津人呢？这也是我猜测的，我记得很清楚：大约在我4岁多的时候，我坐火车到的北京。当时带我坐车的人我喊他舅舅，一路上吃了半斤炒栗子，睡了一会儿觉，就到了北京。根据这个情况，现在估计起来，我可能就是从天津来的。”

侯宝林的童年是悲惨的，先学京剧，后学相声，受了很多苦。他猜测自己是天津人，对外一直这么介绍。其实不仅仅是因为小时候乘火车的记忆，更大的原因是天津对侯宝林来说是一块“福地”。侯宝林在23岁时，应燕乐戏园邀请，和40岁的师叔郭启儒来到天津，正好赶上天津电台在燕乐戏园实况转播，侯宝林和郭启儒演得格外精彩，一出台观众就“好”声不断，一下子许多人都知道从北京新来了一个名演员侯宝林，从此奠定了他在天津的地位。

在这次讲座中，侯宝林先生谈了对“文化大革命”的看法。我在北京听说，有一次造反派要批斗他，会场上人还不少。他一到场站到台前，两个造反派争夺主持权，互相抢话筒，而且都是利用毛主席语录互相攻击。批斗会成为一场闹剧，最终没开成。末了，侯宝林站在台上一耸肩一摊手，顺口来了一句幽默:“等了半天，没我嘛事，这不白等了嘛！”结果群众哄堂大笑。侯宝林说：“从这次批斗会以后，我忽然对‘文化大革命’产生了怀疑，当然还不敢否定。在这之前我一直虔诚地拥护文化大革命啊，反修防修嘛！我一直认为对于我们中华民族的老祖先应该尊重，不能一味地批判、侮辱。破四旧真是无法无天啊，多少宝贵的书籍字画被烧毁……这不是什么文化大革命，是地地道道的大‘革’文化的‘命’啊！”这时侯宝林低头沉思，全场一片寂静。

侯宝林对大家说道：“今年2月我被聘为国家文物局历史文物咨询委员会委员。‘文革’损坏的是民间的文物，幸运的是还有大量的文物埋在地下，红卫兵挖不出来，还有一些古建筑红卫兵砸不动。千万要珍惜啊！” 侯宝林说：“我就是喜欢民族的东西，平时穿着中山装，演出时穿着长衫。现在有的衣服奇奇怪怪，一种衣服上上下下、里里外外有二十多个口袋，连衣袖、裤腿上面都有。”说到这里，侯宝林使用夸张的动作全身上下拍拍打打。他说：“二十多个口袋你记得住吗？对了，你可以编上号码，哪件东西放在哪号衣袋……”

台下观众瞬间哄笑，侯宝林就趁热打铁即兴表演了相声片段，会场响起热烈掌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