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旧时代戏曲艺人处境艰难，特别是底层艺人更是苦不堪言。不仅要受官僚恶霸地痞流氓的欺凌与压迫，而且还要受财东班主的盘剥，在经济收入上照例是“五支六”、“五支七”。就是唱六天戏、七天戏只给五天的工资。当时物价飞涨，艺人们挣的那点钱根本不够糊口，大多数底层艺人都要靠“赶包”来维持生活。就是一天赶往几个班社去演出，整日疲于奔命，为了生存难得有喘息机会。

笔者幼年学艺时，除了在台上唱戏，不上场时卸了装就跑到台下观众席端个木盘卖些糖果、瓜子、萝卜等小吃，赚几个小钱贴补家用。等快上场时，赶紧撂下木盘就往后台跑上台演出。

当时戏院都是日夜两场戏，散了日场戏这段时间艺人们也不能闲着，有的去干点“钟点工”式的零活；有的则在戏院门前摆个小摊，卖点纸烟、食品。笔者所熟知的评剧界、京剧界一些同仁，如新中国成立后曾在评剧电影《秦香莲》中扮演韩琪的王小楼等，都有这番经历。

旧时代戏院前台设有一个“弹压席”，军警名义上来维持秩序，实则敲诈勒索出来捞“外快”，什么事都不管。戏院经理还要好烟好茶招待。遇到地痞流氓在戏院闹事，他们都躲得远远的，根本起不到对艺人和职工的保护作用。笔者幼年就住在华北戏院后台。1945年日寇投降后，戏院几乎天天都有一些国民党伤兵来看戏，张口闭口就是“老子抗战八年”，不但不买票，还要占好座。常常因为占座与地痞流氓和河防队在戏院里大打出手，茶壶茶碗满天飞。一次家父赵良玉与名伶花巧玲在华北戏院演出《卖子孙贤》一剧，演到朱母为寻儿饥饿难捱饿死在中途一场戏，正逢兵痞砸园子，台下飞来的一把茶壶正砸中家父前额，顿时血流满面，落下了疤痕。

还有一次，一个伤兵喝得醉醺醺，在台下乱喊乱叫。散了戏拄着根拐杖，提了一把刺刀走进后台。我们当时因为没住处，和几个同事都住在后台二楼用景片隔开的房间内。伤兵提着刺刀上楼，吓得我们赶紧关上门，大人孩子都不敢出声。这个伤兵就挨屋用脚踢门，踢不开就用刺刀捅。家父躲在门后，刺刀紧挨家父肋间穿过，仅差几厘米就刺中身体，躲过了一劫。

日本统治时期，艺人们生活更加艰难，成天吃的是豆饼、豆腐渣、高粱面、杂和面，没见过一点正经粮食。尤其是豆饼吃了就胀肚，豆腐渣加小葱一炒，吃一口噎一口，实在难以下咽。记得一年中秋节，正在华北戏院演出的鲜灵霞大姐，因为她是主角，生活条件好一些，能吃到点正经粮食。她见我们几个孩子非常可怜，就打发人，给我和弟弟赵德起送来一块玉米面窝头。我们如获至宝，一人分了一半放在口袋里，馋了就掰一点放嘴里品品味，一直好几天才吃完。这些童年经历我印象极深，始终难以忘怀。